| “阿幫”不是一個人的名字，而是一類人的稱呼。在印尼語中，阿幫（abang）本意是哥哥，后來也成了對男仆、司機、清潔工這類體力勞動者的稱呼，我想類似中國人所說的“師傅”、“老兄”。而干這些活兒的女人則被稱為“嘎”，小孩子叫“嘎嘎”時，可能并非模仿鴨子，而是在叫他們的保姆。
因為小住在華人朋友家中，我認識了她家的好幾個阿幫。
見面最多的是耶諾。估計他不到30歲，不太高，黑黑的，很不起眼，但像很多印尼人一樣，眼睛又大又黑又亮。耶諾的心情總是很好，沒活兒干時，不是舒服地坐在大門外的摩托車上和其他阿幫聊天，就是半瞇著眼睛愜意地聽音樂。見到我，他總是咧開嘴，笑得很可愛。有一次，他坐在隔壁門口和人家的阿幫侃大山，我正在想事情，稀里糊涂就往里闖，他居然馬上用比很多印尼華人還標準的普通話喊道：“錯了，那邊！”
耶諾的工作是打掃衛(wèi)生。他挺勤快，我出出入入常能見到他光著腳、悶著頭認真地擦呀洗呀。他愛穿一條很長、很肥的牛仔褲。褲腿挽了好幾圈，腰非常松，倒是系著一條帆布腰帶，可好像只為裝飾沒有實際作用。因此，每次見他費力地抱著一桶礦泉水上樓時，我都暗暗為他捏一把汗。好在每每有驚無險。
有一天，我回住處，他正在打掃客廳�？吹轿�，他干得更帶勁兒了，把地板連墩了三遍，還用黝黑的光腳丫踩著墩布探進冰箱底下去擦。正忙得熱火朝天，忽聽門口“咚”地一聲悶響，然后十幾個山竹、番石榴、蓮霧，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從玄關那邊滾了過來，還有一個榴蓮跟在后面，懶懶地追了幾步就不動了。我和耶諾面面相覷。片刻，拉曼踮著腳走過來，一副心有余悸的樣子。后來才知道，朋友打發(fā)拉曼給我送來一袋當?shù)厮＠婇T敞著，抬腿就進，不幸被濕漉漉的地板滑了個結結實實的大馬趴。
這是拉曼第一次進我的房間。拉曼稍微白一點兒，細條個兒，細長臉兒，下巴上留著細細一縷胡子。他主要負責跑腿而不是清掃。有幾天，耶諾病倒了，朋友就叫拉曼來給我打掃衛(wèi)生。拉曼對此老大不情愿，把垃圾清理了一下就準備走。我比劃著要他擦擦地，他指了指樓下，然后伸出兩個指頭。我以為他是說下去有事，“兩分鐘就回來”，于是點點頭�？蒒個兩分鐘過去后，還不見他的瘦影子。我下樓去找，卻見這位老兄坐在摩托車上，正美滋滋地抽煙呢，難道他是說“兩袋煙的功夫就回來”？
提起摩托車，不得不多說幾句，這可是印尼窮人的一大福音。印尼的公共交通很不發(fā)達，摩托車就成了無車族最重要的出行工具。印尼的摩托車便宜得不可思議，交上幾百塊人民幣的首付，就可以把它騎回家。然后每月交有限的月供，一兩年車就完全是自己的了。“如果這期間因為什么事兒連月供都還不起，怎么辦？”我曾問。“他們有的是辦法！”朋友回答，“有人花點兒錢把摩托車刷刷漆，整修一下，就可以當新車或者準新車賣出去，賣的錢肯定能把本折回來，沒準反過來還能賺一點兒呢！如果這招不靈，他們就從什么地方買輛特別破特別舊當然也特別便宜的摩托給人家還回去，就萬事大吉了，反正也沒規(guī)定車得多新才算數(shù)。等他們以后有錢了，換家店再買一輛就行！”
那次耶諾得的是登革熱，這是熱帶很常見但也很嚴重的疾病，弄不好會要命的。我很想去看看他，我真的很關心他的健康，也真的想看看阿幫們的家到底是怎么樣子的。不過我們畢竟只是見面笑笑的交情，這樣隆重顯得有些不自然；而且耶諾只在家躺了一個星期，就回來干活兒了，我也沒有了借口。
耶諾不去醫(yī)院，因為他付不起昂貴的醫(yī)藥費。印尼阿幫的工資通常是每個月七八十萬印尼盾。這個數(shù)字聽著非常唬人，折合成人民幣還不到600塊（1340多印尼盾才合一元人民幣）。司機算他們中的佼佼者，月薪也就高一倍而已。
阿幫的工資很低，可印尼的物價卻一點不含糊。除了電器，相當多的東西比北京還貴，甚至貴不少。最底層老百姓光顧的菜市場里，西紅柿也要五六千印尼盾一公斤；超市的水果按100克標價，害得我買個木瓜都要把那個數(shù)字先乘以10再除2然后去掉后面3個零最后還得把前面的數(shù)字縮小一點兒，煞是辛苦。稍微像點兒樣的席夢思據(jù)說要好幾條（當?shù)厝税?00萬印尼盾叫做一條，合人民幣720多元），以至不少印尼窮人根本睡不起真正的床。而且，印尼人通常都有三個以上的孩子，他們的妻子一旦開始當媽，就不得不留在家里照顧一個又一個不斷出生的孩子，沒法出來掙錢。也就是說，一個阿幫掙的那點兒錢要養(yǎng)活至少五口人！我真不知道他們是怎么生活的！
但是，阿幫們自己似乎對此并不擔心。他們不喜歡打拼，不熱心存錢。該下班一定要下班，到了周末一定要休息，趕上節(jié)假日一定得享受一番。像很多中國底層人那樣打兩份工從早忙到晚或者加班加點掙錢貼補家用的情況，感覺并不多。
我們的司機那達列奧就是這樣。他本來就總是拉著臉，如果哪天我們在外面呆得晚了，超過了他的下班時間，他的臉更是“臭臭的”，加班費之外另給小費也無濟于事，氣得朋友抱怨了好幾回：“一找到好的就把他辭了！”
在我的印象中，那達列奧只開懷大笑過一次。那次，車剛啟動，我忽然想起忘帶水杯了，忙叫他等一等。印尼語中“等”的發(fā)音類似“冬菇”，可我一著急連喊數(shù)聲“香菇”，弄得他莫名其妙。朋友跟他解釋后，他哈哈大笑了好一陣子。那以后，他一見我就笑，雖然遠沒有耶諾笑得那么可愛，還是讓我們看著舒心多了。朋友后來也再沒提辭退他的事兒。
正當我為自己做了件大善事得意的時候，那達列奧自己辭職了，因為他想找個“更輕松的活兒”！ |
